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充滿著前所未有的機會：

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從何處起步，你都可以沿著自己所選擇的道路登上事業的頂峰。

但前提是，你必須成為自己的首席執行官，知道何時改變發展道路，并在可能長達50年的職業生涯中不斷努力、干出實績。

要做好這些事情，首先要對自己有深刻的認識，清楚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知道自己是怎樣學習新知識和與別人共事的，并且還明白自己的價值觀是什么、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貢獻，這樣你才能真正做到卓爾不群。

多數人以為知道自己擅長做什么，但他們往往錯了。

更常見的情況是，人們知道自己不擅長做什么——即便在這件事上，錯誤的人也比正確的人要多。

而一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只能靠發揮優勢。我們不可能在自己不擅長的事情上取得成就，更不用說那些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們不必了解自身的優勢。一個人生來就進入了某種社會角色、某個行業：農民的兒子依然會是農民，工匠的女兒則會嫁給另一位工匠為妻。但如今，人們有了選擇的自由。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勢，從而知道我們歸屬何處。

要發現你的優勢，唯一的方法就是回饋分析法。

每當你做重要決定或采取重要行動時，寫下你期望發生的事情。9或12個月以后，將實際結果與你的期望做對比。

這種方法我已經用了15~20年了，而且每次我這么做的時候，都會有意外的收獲。

例如，回饋分析法告訴我，我可以憑直覺理解擁有專業技能的人，無論他們是工程師、會計人員還是市場研究者——這讓我感到非常驚訝；這同時表明，我與通才無法產生什么真正的共鳴。

只要始終如一地運用這個方法，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也許只是兩三年，發現你的優勢所在——這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方法能告訴你，你正在做或沒有做的哪些事情，讓你無法從自身優勢中充分獲益。它會向你表明，哪些方面你并不擅長。最后，它還會告訴你，哪些方面你沒有優勢，根本做不來。

奇怪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如何完成工作的。

另外，我們當中的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不同的人工作和做事的方式是不同的。

太多人在用不適合自己的方式工作，這當然就容易導致無所作為。對知識型工作者而言，“我是如何做事的”這個問題可能比“我的優勢是什么”更為重要。

首先要清楚，你是閱讀型還是傾聽型。

很少有人知道，我們在解讀信息時，有閱讀型和傾聽型之分。既是閱讀型又是傾聽型的人非常罕見，而知道自己屬于哪種類型的人就更少了。

但有一些例子表明，這種無知可能會造成巨大的損失。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歐洲擔任盟軍最高統帥時，一直是新聞界的寵兒。他的新聞發布會以其獨特的風格著稱——不管被問到什么問題，他都能掌控全局，無論是描述當前的局勢還是解釋一項政策，他都能夠用兩三句文雅簡潔的話說清楚。

10年后，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曾經仰慕他的那些記者卻公開表示看不起他。這些記者抱怨，艾森豪威爾總是不正面回答問題，轉而對別的話題喋喋不休。他們一直嘲笑他回答問題時語無倫次、不合文法，簡直就是糟蹋標準英語。

艾森豪威爾顯然不知道自己屬于閱讀型，而非傾聽型。在歐洲擔任盟軍最高統帥時，他的助手會讓記者至少提前半小時，把要問的每一個問題以書面形式提交上來，因此艾森豪威爾可以在記者招待會上掌控全局。

后來他成為總統，他的兩位前任——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里·杜魯門都屬于傾聽型。這兩位前總統清楚自己是傾聽型，并且都喜歡舉辦暢所欲言的記者招待會。艾森豪威爾可能覺得自己應當效仿兩位前總統，可他甚至連記者們的問題都聽不清楚。不過，艾森豪威爾還不算非傾聽型的極端案例。

數年之后，林登·約翰遜斷送了自己的總統生涯——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屬于傾聽型。

他的前任約翰·肯尼迪，則屬于閱讀型。肯尼迪招募了一批優秀的寫手做自己的助手，并要求他們在與他討論前要先提交書面文件。林登·約翰遜當上總統后，留用了這些人——他們繼續不斷地撰寫文件，但約翰遜顯然從來沒讀懂過他們寫的東西。

然而，約翰遜當議員的時候，表現是十分出色的，因為議員首先必須是傾聽者。

很少有傾聽者能夠被改造成或自己主動轉變成合格的閱讀者，反之亦然。

因此，試圖從傾聽型變成閱讀型的人將會重蹈林登·約翰遜的覆轍，而試圖從閱讀型變成傾聽型的人將會重演艾森豪威爾的悲劇。

他們都做不好事情，也就很難取得成就。

其次，要了解一個人的做事方式，還需要弄清一點，即要知道這個人的學習方式。

許多一流的作家學習成績都不太好，我們熟知的溫斯頓·丘吉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們在回憶上學的經歷時，往往覺得那純粹是折磨，然而他們的同班同學卻很少有這樣的記憶。

這些作家或許不是很喜歡學校，但最讓他們感到痛苦的是無聊。

原來，作家們通常不是通過傾聽和閱讀來學習，而是通過寫作來學習的。由于學校不允許他們以寫作的方式來學習，因此他們的成績很糟糕。

縱觀世界各地的學校，它們在辦學時都遵循這樣一種思路：只存在一種正確的學習方式，而且這種方式適用于所有人。

但是，對于學習方式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學生而言，被迫按照學校所教的方式學習簡直就像下地獄。事實上，學習方式很可能有六七種之多。

有的人，如丘吉爾，通過寫作來學習。有些人則通過做大量的筆記來學習，比如貝多芬。

他留下了大量手稿，但他說自己作曲時其實從不翻看那些手稿記錄。

有人問他為何要保留手稿，據說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不馬上把靈感記下來，我很快就會忘掉。一旦我把靈感記下來了，我就永遠不會忘記，但也永遠不需要再翻看那些記錄。”

有些人在實干中學習，而另外一些人則通過聽自己說話來學習。

在一切有關自我認識的重要因素中，了解自己的學習方式是最容易的。

如果我問別人：“你是怎樣學習的？”多數人都知道答案。

如果我又問：“你有沒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學習？”很少有人給出肯定的回答。

然而，按照合適自己的方式學習是發揮才干的關鍵，否則你就會陷入無所作為的困境。

值得一再強調的是：別試圖改變你自己——你不可能做到。但你得努力去改進你的做事方式。還有，不要嘗試那些你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工作。

為了實現自我管理，最后你還必須問問：我的價值觀是什么？

這不是一個道德方面的問題。道德標準對所有人應該都一樣，而且道德的測試方法很簡單，我把它稱作“鏡子測試”。

20世紀初，在所有大國的外交官中，最受尊崇的是德國駐倫敦的一位大使。他命中注定是要做大事的——即使做不了德國總理，至少也能成為外交部部長。

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辭職了，沒有去主持外交使團為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舉辦的晚宴。這位國王是個聲名狼藉的好色之徒，他明確地對晚宴提出了非分要求。據報道稱，這位大使辭職的原因是：“我可不想早上刮胡子時，在鏡子里看到一個皮條客。”

這就是“鏡子測試”。你所尊崇的道德觀要求你捫心自問：我每天早晨照鏡子時，想看到一個什么樣的人？在某種組織或情形中合乎道德的行為，在另外一種組織或情形中也應是符合道德的。

但道德觀只是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對于組織的價值體系而言尤其如此。

如果組織的價值體系不為自己接受，或者跟自己的價值體系有沖突，你在組織里就會備感挫折，難有作為。

少數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將歸屬何方，比如說數學家、音樂家、廚師，他們通常在四五歲時就顯現出了自己的職業天賦。

醫生往往在青少年時代乃至更早的時候就立下了事業夢想。

但是大多數人，尤其是天資好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將何去何從，一般都是到25歲以后才有頭緒。

不過，此時他們應該弄清楚以下三個問題的答案：

我的優勢是什么？

我的做事方式是怎樣的？

還有，我的價值觀是什么？

然后他們就能夠決定自己的事業歸屬，并且也應該做出這一決定。

也可以利用排除法，確定自己不屬于何處。

知道自己不適合大型組織的人，應當學會拒絕大公司提供的職位；知道自己不是決策型的人，應當學會拒絕做決策工作。一個像巴頓將軍那樣的人應當拒絕成為獨立指揮官，不過巴頓將軍自己很可能從來不知道這一點。

同樣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就能夠在面對合適的機會、職位和任務時說：

“好的，我愿意去做。但我會用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去完成：事情應該這樣安排；我與同事的關系應該是這樣的；這是我可以在這個期限內取得的成果，因為我做事的方式就是這樣的。”

成功的事業不是計劃出來的。當人們了解了自己的優勢、工作方式和價值觀并準備好擁抱機會時，事業就會自然而然地發展。

知道自己歸屬于何處，能夠使一個勤奮、有能力但原本表現平平的普通人變成出類拔萃的工作能手。

來源：哈佛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