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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農業】世界農業可分三大類，不可能存在統一模式

2020-08-17 06:51:07

[ 導讀 ] 世界農業可分三大類。

目前，我們農業經濟學的教科書基本是西方的，多以美國學者舒爾茨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理性小農假說為立論基礎。顯然，這種至今未在發展中國家被驗證過的假說，無法有效解釋世界的農業形勢到底如何。根據我們的研究，應該將世界上的農業經營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即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因擴張到北美也稱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還因這個擴張過程過于殘暴而被稱為“野蠻資本主義”) ”。現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時空概念，主張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要走美國大農場的道路。但是，大農場農業是因為美洲和澳洲被徹底殖民化，造成資源規模化的客觀條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國、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國，亞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不具備搞大農場的客觀條件。東亞的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都是單一民族的原住民國家，也都沒有大農場。日本現在要加入 TPP，最大的難題就是農業，一旦加入，面對著大農場低價格的農產品競爭，本國農業則必垮無疑。東亞的原住民社會不可能與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農業進行直接競爭，因此，今天我們講全球化競爭，但農業是不能加入全球競爭的，除非另辟蹊徑。

第二類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即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因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在殖民化之后造成人地關系相對寬松，雖然形成中小農場，但也同樣沒有跟殖民化大陸的大農場進行競爭的條件。只要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國家的農產品就普遍沒有競爭力，農民收入就下降，農業自然也維持不下去。因此，歐洲對農業保護的要求非常強烈，設置了很多非貿易壁壘，綠色主義和綠黨政治也在歐洲興起。

第三類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即“東亞模式”。東亞小農模式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因此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預，通過對農村人口全覆蓋的普惠制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穩定。

但是，中國本來是東亞原住民國家，又不實行“東亞模式”，而試圖效仿殖民化的美澳大農場模式，但在原住民的小農經濟資源環境有限的客觀條件下，不可能去跟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競爭。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 2016 年第 6 期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在農業政策領域以及企業戰略上就會犯根本錯誤。

當代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今天，教訓多多，我們遭遇到的農業產業化全面虧損的問題并非哪個地方哪個企業不努力，主要是四大經濟規律不可逆的約束作用。

一是“要素再定價”規律。由于符合農村外部資本要求的、規范的土地流轉占比很低，導致能夠用于支付農業資本化的成本所必須的絕對地租總量并沒有明顯增加; 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農業生產力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場重新定價，在這種“外部定價”作用下的農業二產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經過高，且仍在城市三產帶動下攀高的要素價格。于是，農村的資金和勞動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凈流出。農業勞動力被城市的二產、三產定價，農業企業家進入農業跟農民談判，其提供的一產勞動力價格就不可能被農民接受。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表明其競爭力喪失殆盡。這個規律告訴我們，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 包括勞動力、土地等) 現在已被其它產業定價了，不能再按照農業去定價，這就是現代農業的困境所在，農業產業化就失敗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場對農業要素確定的價格。

二是“資本深化”規律。只要推行農業產業化，就內涵性地體現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同步帶動農業物化成本不斷增加的規律約束。如果孤注一擲地推行美國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的理論帶來的相應后果，則是大部分過去在兼業化綜合性村社合作社通過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條件下還能產生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畜禽養殖，一旦交給產業資本開展大規模“二產化”的專業生產，就紛紛遭遇生產過剩; 單一品類生產規模越大，市場風險越高。如今，一方面是農業大宗產品過剩的情況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則是在城市食品過分浪費的消費主義盛行情況下，大部分規模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仍然幾無盈利，中小型企業甚至債臺高筑轉化成銀行壞賬。

三是“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規律。在政府重視招商引資和企業追求資本收益的體制下，外部主體進入農村領域開展的農業經營，一方面會因為與分散農戶交易費用過大而難以通過談判形成有效的契約，雙方的違約成本轉化為市場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數規模化農業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也帶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也正是因為實際上無人擔責的“雙重失靈”，使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已經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

四是“比較制度優勢”規律。農業企業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敗，究其原因，在于中國經驗的意識形態化解讀，致使在話語權和制度建構權等軟實力領域目前尚難以占據比較優勢。何況，很多地方政府親資本政策加速企業原始積累階段形成的企業文化，根本不適應國際市場上更多強調“社會企業”的主流趨勢。走出去的企業家如果只會講國內的主流意識形態，必然在海外遭遇尷尬。